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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家任乃强:为世人了解康藏开启一扇窗

李锦萍 发布时间:2018-04-11 09:57:00来源: 中国民族宗教网

任乃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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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图经·地文篇》资料图片

《西康图经·地文篇》资料图片

西康建省可谓20世纪上半叶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在此过程中,除政治家外,还有大量学者参与,任乃强便是这些学者中的一员。他于上世纪20年代便深入历来被视为“边地”的康藏地区,用脚步丈量康藏的土地,用巨笔描述康藏的社会,为世人了解康藏开启了一扇窗,也为西康建省提供了主要依据。

1894年出生于四川南充的任乃强,毕业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早年致力于农学的研究,后兴趣逐渐转向历史地理。1929年,任乃强深入康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陆续撰写成《西康图经》三卷——《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任乃强自叙道,在康定时他便“每与朋侪通讯,辄写见闻一二,则以资谈笑”,但当时他却并不打算继续将其康区所见、所记、所闻录之以文,而是志在编纂《西康图志》。后友人劝他应将图志、笔记相辅为用,因为“图志陈义宜高,意欲侈而辞欲约,体欲大而思欲微,是宜供学者参考,非一般人所能尽解也”,而笔记由于其具有“滑稽多趣,平易近人”等特点,因此在“茶酒之暇,舟车之间,随地皆宜,不择读者”,他方“静思后深韪其言”,决定“暂罢图志,更取笔记修正之”,在“考校古史,参订藏文,证于西书,验于档案”的基础上,最终写成笔记21卷,约150万言,成就了《西康图经》这一皇皇巨著。

《西康图经》内容丰富且新奇,原因就在于其中内容多为“著者旅康一年中记录关外之实况”。1929年初夏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任乃强“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致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零碎的记录只是成书的基础,许多眼之所见和耳之所闻的资料并非完全可信,任乃强深谙此道,因此回川之后,他又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从而在“妥为分类”的基础上,“参互考订,融会贯通,揉合成文。直存原材者甚少”。当然,被历代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地”的康藏地区,肯定存在诸多在内地人看来颇为怪异之事,加之“昔人图经,多志怪异”,因此,如何处理这些内容,任乃强也反复斟酌,最后他坦言:“著者向习科学,痛斥迷信。近为见闻所移,觉怪异亦有可研究处。故于世传康藏异事,亦选录之。”其目的“非以惑世,为存图经体也。”可见,任乃强一方面继承了图经编纂的传统,另一方面“觉怪异亦有可研究处”又体现了其具有的科学研究之精神。

任乃强并非纯粹的书斋学者,治学务求经世治用。他不仅注重田野考察的方法,更主张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现实社会。无论是专注于“图志”,还是奋力于“图经”,其目的均在于使“国人明了西康情形,促其向往开发之志而已”。仅以《西康图经·境域篇》为例,他首先简要陈述康、藏疆界纷争的历史与现状,从而断言“今日之西藏问题,即西康境遇问题也”,最后沉痛地指出:“在未明了康藏之部分形式与其建置沿革。一味瞎争,适以启列强之轻蔑,失藩国之同情也。”因此,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冀国人阅之,能深切明了康藏界务上之各种线纹与其理据,庶将来有所争持时,进退裕如,不复如昔人之徒遗笑柄也”。他撰写《民俗篇》也出于现实的目的,即基于长期以来“汉番情感隔阂,距离日远”,因此“本篇故特为辩证”,以达到“俾国人能识番之真象”的目的。这种学术之目的在于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了任乃强的一生,从早期的《西康图经》,到后来创办《康导月刊》,他都力图“在我们理解的范围内,尽量介绍,提供素材,以作为政府施政的参考,引起国人开发的兴趣,纠正过去一般人对边疆的唯蛮论和唯冷论”。但他又不拘于旧说,也不畏惧于权势,而是敢于表达自己对时事问题的观点,如对西康之命名,他就认为:“最近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刘文辉氏,请以宁远18县,与云南中甸、维西等地,一并划入西康。此议实行,则康之一字,更不能包括新省之大部。”从而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余以为宜废西康名称,改称康宁省”。这完全是出于一个学者的严谨。

正确评价任乃强《西康图经》的贡献,必须将其放在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中作考察。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如新亚细亚学会会长戴传贤感慨道:“国人中颇有明了巴黎、纽育(纽约)之街巷不能举西藏、青海中最大之城市、最大之山川之名者。若此,国民欲要求其有正确之爱国观念难矣。”因此,任乃强的《西康图经》“实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其内容之精详、丰富,与体例之正确、明允,自来志书中罕有其比。读之不但能悉一地之情况,其指示研究地方史地者以中正广大之道路者,尤为可贵。”

任乃强的成就又何止于此?除写就《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等研究康藏史地的巨著外,他还是最早关注如今已享誉世界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学者。同时,他还对四川古代史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由其校补图注的记载中国西南地区早期历史的《华阳国志》,今日仍是从事史地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目。在治学方法上,任乃强也独辟蹊径,1935年完成的《地文篇》,是首次运用现代地学知识,科学地论述了康藏高原地质、气象、水文等各个方面,并对汉藏地名的翻译规范进行了尝试。正如其子任新建描述的那样:“(任乃强)在历史的研究中引入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用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相结合来进行研究;他还特别注重地理环境对民族、历史的作用,采用史、地参证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故任乃强之作,往往左图右史,鞭辟入里,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风格。”

晚年,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任乃强曾自述道:“余自束发受书,偏嗜地理。……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转而跻于历史地理学之研究,民族研究亦由之始。……六十年来,所有论著,莫不围绕康藏民族问题。”即便著作等身,但任乃强仍谦虚地说:“然半途出家,于民族学基本知识初无所习,固不敢自诩为民族学者也。”一代大师的虚怀若谷,正是今日我辈所需继承与学习的。

 

(责编: 李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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