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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树三江源地区吐蕃文化考古的新成果

乔红 发布时间:2018-01-12 13:07:00来源: 青海日报

题记:公元7至9世纪吐蕃王朝称雄于青藏高原。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是吐蕃时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与中部藏区(卫藏)、唐朝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唐蕃古道”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唐蕃古道不仅是唐朝与吐蕃之间重要的贸易往来要道;同时,亦使吐蕃与尼波罗道相连接,是吐蕃以及汉地与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文化通道。

近年来,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四川大学考古系藏学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所以及玉树文物管理部门共同对玉树境内的吐蕃古墓葬、摩崖石刻等文化遗存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批考古新发现,是研究吐蕃时期汉藏文化交流、唐蕃交通、汉藏佛教面貌等方面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同时为研究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考古新材料,也必将拓展我们对汉藏文化关系、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

贝纳沟摩佛教摩崖石刻考古的新发现

贝纳沟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镇东南20公里处,距西宁800多公里,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文化遗存之一。贝纳沟东端以勒杰嘎牙山与勒巴沟相隔,西端与214国道相连。大日如来佛堂(即著名的文成公主庙)位于贝纳沟内,2006年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次调查以大日如来佛堂为中心,新发现5处摩崖石刻,学术价值与意义均十分重大。

大日如来佛堂内浮雕造像及古藏文题记的调查:大日如来佛堂背依高山,面临贝曲,为藏式平顶建筑,庙内殿堂正上方的岩壁上凿刻有九尊浮雕佛像,依自然崖体凿刻而成,后世曾对这九尊浮雕佛像表层进行敷泥施彩。1938年和1989年修建了佛堂,现由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禅古寺管理该佛堂。佛堂内正中供奉大日如来佛,在主尊两侧分上下两层排列着八座菩萨像。此次调查中首次运用3D扫描技术对大殿内一佛八菩萨造像进行测量,获取了比较准确的数据资料。通过考古调查证实:一是佛堂大殿前庭碑文内容是真实的,但凿刻年代是近现代的。二是佛堂崖面上的一佛八菩萨与其西侧的“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赞”中的名称一一对应,从崖面泥皮脱落暴露的文字、图案、纹饰均与崖面原有题刻内容相符、位置重叠,说明一佛八菩萨造型基本保持唐蕃时期的原貌。

新发现大日如来佛堂东侧崖壁古藏文题记:此次调查中,在大日如来堂背后的山崖上新发现凿刻出的摩崖题记,崖面坐北朝南,从西到东依次为横书梵文、竖书汉文、横书藏文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东边还有一处古藏文题记,字迹模糊,经初步辨认可能是无量寿经。

新发现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古藏文题记:共分为上下两段,第一段为《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赞》,题记宽约6.40米、高约2米,共18行。文字古朴,苍劲有力,是典型的古藏文书写格式,和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吐蕃古代碑刻文字的书写方式一致,时代特征明显,这也是在大日如来堂首次发现的古藏文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赞,题刻的内容和大殿内的浮雕造像完全一致,充分显示出题刻和造像的同时代性。第二段是著名的“狗年题记”原刻,宽约2.45米,高约0.65米,共5行。此题记和佛堂大殿内前庭左侧的碑刻内容完全一致,但在书写方式和语法上具有吐蕃时代特点,经古藏文专家鉴定,这通题记属于吐蕃时期所刻,是狗年题记原来位置所在。题记中提到赤德松赞(798~815在位)、狗年(806年)、大译师益西央以及多名工匠的名字,透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信息,特别是“狗年题记”原刻位置和原始版本的发现,是贝纳沟摩崖石刻断定年代最为直接、最为准确的证据。

新发现大日如来佛堂外西侧崖壁线刻佛像及古藏文题记:位于大日如来佛堂西约130米处。崖面坐西朝东、高约13米、宽约8米。石刻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阴线刻佛像,通高约6.7米、宽约7.9米,根据造像内容暂时命名为“大日如来及二胁侍、十方佛摩崖石刻”,石刻最上端是汉式宫殿殿顶象征佛刹,呈梯形,共五层,从上到下依次为花瓣纹、连珠纹、花瓣纹、垂帐纹及莲瓣纹。所有佛像凿刻于以莲瓣纹装饰的方框内,主尊大日如来,通高约2.82米,双层桃形头光和双层马蹄形身光,头戴五叶宝冠,袒上身、斜披帛带,下着裤,衣着贴体。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莲座之上。二胁侍,光头,广袖长袍,似汉式风格中的弟子形象,整个佛刹和佛造像融合了汉藏文化元素,极富特色。

此处石刻下半部的藏文题记共36行。通高约4.4米,上部宽约5.2米、下部宽约7.9米。此次调查表明,古藏文题记总共为36行,前8行为《普贤陀罗尼》,第9行起为《普贤行愿王经》。将此处《普贤行愿王经》分别和德格版大藏经、敦煌版中的经文对比后发现,该处题记与敦煌版最为接近,反映出两地佛教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

新发现大日如来佛堂外西南两处线刻佛塔:一号塔,阴线刻,覆钵塔。通高6.40米,莲座长4.48米。9级相轮,顶端即第九级形如华盖。塔基处有一行古藏文题记,可辨识部分题记内容。二号塔,位于一号塔西面,阴线刻,覆钵塔。通高4.72米,底层塔基长4米。7级相轮,其顶部还有一级形如伞盖,塔基处古藏文题记已模糊不清,难以分辨。从古藏文题记表明,这两处阴线刻佛塔均为吐蕃时期,这是吐蕃时期石刻佛塔的首次发现。

综上所述,玉树贝那沟摩崖石刻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图像与藏文题记相互配合,是一批非常重要的吐蕃时期佛教考古的实物考古资料,它不仅可以纠正、补充、完善以往曾经公布过的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批资料还将极大地丰富整个吐蕃艺术史的面貌,成为研究公元8至9世纪汉地、藏东和敦煌等地佛教文化交流、汉藏文化交融、唐蕃古道等诸多方面的原始依据,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赞古藏文题记、大日如来及二胁侍与十方佛线刻造像、吐蕃线刻佛塔以及过去广为学界所知的“狗年题记”的原始版本与位置的新发现,提供了大日如来堂及其周边吐蕃佛教石刻全新的资料,不仅为科学判断大日如来佛堂内外摩崖石刻的年代、内容、宗教意义等提供了科学的断代依据,也为研究青海及其周边地区类似的摩崖石刻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新的佛教造像题材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吐蕃时期汉藏边境佛教考古与艺术交流互动的资料,大量古藏文题记的发现,提供了考证吐蕃时期所流行佛典的确凿证据,两座吐蕃线刻佛塔的发现,也为研究吐蕃时期的佛塔提供了新的考古实物资料。这一发现同时也为研究玉树地区的吐蕃文化以及编制本地区的文物保护规划提供了科学的基础数据。

玉树地区吐蕃墓葬考古的新进展

玉树地区吐蕃墓葬在此次调查工作中获得重要进展,除在地表发现大批封土石丘墓葬之外,调查中发现破坏严重的聂龙加霍列墓群和章齐达墓群两处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这也是首次在玉树地区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吐蕃墓葬。

聂龙加霍列墓群位于治多县治曲乡治加村的聂龙沟内。共发掘墓葬15座,编号M1至M15。根据墓葬所处的地形特征和分布情况,考古队将墓地分为3区,Ⅰ区墓葬共为5座,Ⅱ区墓葬最为集中,共9座,Ⅲ区仅1座。墓葬群范围2万平方米。发掘和调查采用全站仪布控,以保证每座墓葬及遗物的位置的相对准确性。墓葬封堆形制全部为梯形,墓室结构为先挖竖穴,形制不很规整。墓上有大型石板封顶,层层叠压,底部铺有小碎石,不铺底板,墓室中用石条分割出区域。墓葬均被盗扰过,个别墓葬中发现骨灰。M8墓室被整齐分割成两行8个隔断,清理时有发现牛尾骨摆放。出土随葬品主要有银器、铁器、漆器、陶器等。陶器较为少见,仅出土1件。漆器数量较多,但保存不好,很难见到有完整的器形,大抵有盘、碗一类,有些漆器口沿上铜包边。红底黑彩,以木和麻做胎。纹饰以几何纹为主,有平行线纹、回纹、圆圈纹等。纹饰最有特点的是联珠纹的出现,其密集的排列方式类似于宁夏固原北魏漆棺上的联珠纹。银器仅见于M1、M13,均为带饰,M1有简单的纹饰,且镏金。M13出土有完整的带饰,包括带头、铊尾等。素面无纹饰。出土时背部有皮革残留。舌环扁圆,铊尾较大。铁器有刀、铁片等,锈蚀严重。

章齐达墓群位于治多县立新乡叶青村,共发掘墓葬2座,编号M1、M2。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墓地分布有地表特征明显的33座单体墓葬。整个墓地中以编号M1规模最为宏大,梯形,前端边长17.3米,后端边长12.6米,侧边长12.5米,高度1.7米左右。M2的规模仅次于M1,圆形,直径约9米,高为0.6米。从墓葬此次发掘情况来看,封堆采用岩石人工垒砌,中间加以碎石填充。M1封堆砌石底部前沿经过修整,基本上处于水平线上,两侧边及后沿随地形。M2整体随地形。两座墓葬封堆墙体逐级收分,呈三级台阶状。第一第二级保存明显,第三级局部有所破坏,但仍能清晰复原。M1封堆内部结构最为复杂,采用岩石砌成的网格状石墙将封堆上部划分成7个不同的单元,墓室位于中间的一格位置。由墓道、天井、主室、侧室以及主侧室与天井相通的甬道组成。墓道平面呈狭长长条形,西向,开口于封堆顶部三分之二处,与封堆顶部齐平。墓道下行共有9级级踏到达天井,仅容一人下行活动,显得狭小。天井平面呈长方形。天井南侧通甬道与主室相连、西侧通甬道与侧室相连。主室与侧室平面呈圆形,略不规整,下半部采用平砌,上半部采用立券,逐渐收分成穹窿顶。顶部留有圆形空洞,用石板封砌墓室顶部。圆形穹窿顶的墓室结构不但相同与西藏发现墓葬形制,也与近年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郭里木棺板画上绘制的吐蕃“拂庐”形制相似,与文献记载可相佐证。墓内出土人骨不完整,为一个个体,初步判别为男性。人骨旁还有一个羊的头骨随葬。出土物不丰富,有石器和残碎陶片。M2墓室位于中央,石板封顶,平面呈十字形,无分割相互贯通,因早年被盗掘严重,墓内无出土物。

青海玉树地区吐蕃时期墓葬的发掘是继都兰吐蕃墓葬发掘之后的一项重要收获。从墓地布局、墓葬形制、结构等方面来看,一方面与西藏本土发现的吐蕃墓葬之间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但另一方面也具有若干地方性的特点。尤其是两处墓地中经过发掘的墓葬表现出复杂的建筑式样与结构,都极大的丰富了对吐蕃墓葬内部状况的认识。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虽然残损十分严重,但也仍可从中观察到当时丧葬仪式、随葬制度等方面的若干线索,对于推动青海吐蕃时期墓葬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是近年来青海吐蕃考古的新进展。

玉树勒巴沟摩崖石刻考古调查的重要新发现

勒巴沟位于玉树市结古镇东30多公里处通天河西岸的群山中,海拔3538米。对勒巴沟摩崖石刻的调查研究工作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4~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1984~1985年的“唐蕃古道”、1987年西北五省区岩画调查等考古调查中都提及勒巴沟摩崖石刻,公布了一些照片,并撰写了一些研究论文。1986年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与贝大日如来佛堂一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联合调查队对勒巴沟摩崖石刻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中运用文字记录、拓片、照片、绘图等考古技术提取了沟内资料石刻,获得了准确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调查得知,勒巴沟摩崖石刻共有4处16个点,从沟口向沟内依次分别是:

古秀泽玛:包括礼佛图和三转法轮图,全部采用阴线刻法凿刻而成。礼佛图中释迦牟尼佛立像,有火焰形的圆形头光和舟形的身光,头束高髻,上身赤裸,颈下饰三道,大耳垂肩,头顶有华盖笼罩,左手托宝瓶,瓶上出三叶,象征“三宝”,右手施与愿印,双脚呈“一”字形分开站于莲台之上。佛像的一侧刻有四尊礼佛朝拜者的形象,其中第二尊为男性,头顶有高高耸起的吐蕃式样塔式缠头巾,身着双襟三角形小翻领长袍,足上蹬靴露出鞋尖,双手捧持一钵;第三尊为一女性,头梳高髻,身披无领大袍,双手持莲花,高桶状头巾和长袍是吐蕃时期贵族形象,因此藏区民众认为他们分别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说法图亦为释迦牟尼佛,手施转法轮印,结跏趺坐于莲台,莲台下方刻有一卧狮,在释迦像的左右各刻有一尊结跏趺坐的佛像,画面的右下方为四尊双手合十的牛头或蛇尾人形象;左下角为狮、牛、象、鹿等一排动物形象。在释迦牟尼佛左上方还刻出四尊双手合十、圆形头光的交脚菩萨像。

吾那桑嘎:全部为阴线刻佛像和古藏文题记,共有5个小点,包括猕猴听法落水、佛诞图、佛降自三十三天、佛涅槃图等内容,每个点上方为佛像图案,下方是数行的古藏文题记。这处石刻因离地面较高,不易发现,以前从未公布过,是此次调查重要的新发现。从古藏文书写和佛像风格可以断定其年代为吐蕃时期。

恰冈:采用减地浅浮雕手法。主尊为大日如来像,圆形的头光和舟形身光,头戴三叶花冠,身着菩萨装,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对狮座,具有浓郁的吐蕃时期特点,狮座下方刻有“顶礼大日如来佛、金刚手菩萨和观世音菩萨!于马年刻写。 ”大日如来像两侧的金刚手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均有圆形头光与舟形身光,头戴三叶花宝冠,双手合十于胸前,采游戏坐姿,位置稍低于主尊像。藏文题记,表明了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在位时期的814年,成为石刻断代的重要依据。在全国范围内,这样有明确纪年的吐蕃时期的石刻资料十分少见,是吐蕃时期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史料!

泽琼沟:共有6个小点,包括佛像、线刻佛塔及晚期佛塔,以线刻佛塔为主。个别学者仅仅提到这个地点有佛像和佛塔,但具体情况均未披露。通过调查发现,佛像有早晚叠压打破关系,线刻佛塔表面剥落现象比较严重。

自勒巴沟摩崖石刻被发现之后,一直受到众多的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有组织地或零散地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实地考察,但由于基础资料不完整、不准确;再者所公布资料也是根据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仅公布了少部分的照片或线图,资料内容和研究成果是零散的,因此信息尚不完整。即使在已公布的资料中,也有许多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因此导致后来的学者对佛教考古遗存难以全面深入地研究。

通过此次考古专项调查,全面科学地收集勒巴沟摩崖石刻的第一手考古资料,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科学、准确的数据,同时补充完善、纠正前人的信息资料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吾那桑嘎和泽琼沟这两个地点的新材料,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增添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是这次考古调查的重大成果之一。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大量古藏文题记,其描绘的图像为此前从不知道的佛教故事题材,而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大日如来佛像,此类题材在西藏本土、敦煌都还没有见到过。在每个图像下方都有大段的藏文题记对图像进行解读,不仅图像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实属罕见!从目前所发现的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九世纪左右,包括四川西部、西藏东部、青海玉树三省区交界的青藏高原东麓流行对大日如来佛的信仰,造像以大日如来佛、观世音、金刚手组合三怙主和大日如来佛与八大菩萨组合的形式出现。四川石渠只发现了三怙主的组合形式,西藏昌都也仅发现大日如来佛与八大菩萨组合的形式,而这两种形式共存的现象只有在勒巴沟才能看到!因此,这批考古调查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艺术史增添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为研究9世纪前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提供实物见证,同时是研究玉树地区与四川、西藏、敦煌三地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重要佐证。(文/乔红 张长虹 蔡林海 马春燕 )

原文题目:青海玉树三江源地区史前文化与吐蕃文化考古的新篇章(二)——吐蕃时期的文化遗存

(责编: 李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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